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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名现象的症结与改革我国姓名制度的思路
人皆有名。但是，人们取名不能随心所欲，而要遵循一定的习惯和规范。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取名习惯和规范，形成了自己的姓名制度。姓名制度以一定的民族为范围，以一定的语言文字为载体，成为一定文化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我国姓名制度，指的是我国采用汉字姓氏的各民族的姓名制度，尤其是汉民族的姓名制度。
近20年来，我国人口中的同姓名现象已引起了有关部门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也产生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建议和设想，但至今并未正式提到日程上来付诸实施，原因就在于这些设想要真正实行确有很多困难。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同名同姓者遭遇的机率也大大增大，因而大量的同姓名所引起的混乱势必更加突出，它将严重地妨碍户籍、档案、业绩、病历的登记和管理，刑事侦查和刑事、民事诉讼的进行，合同、契约的签定和执行，邮件电信的投递，等等。因此，改革我国的姓名制度，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紧迫。本文试图就此做一番分析，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问 题 的 症 结
姓名制度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已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姓名制度，要对之加以改革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正因为如此，虽然不断有人提出改革的建议，却难以推行。任何一套好的改革方案，既要有利于社会进步又要能够与原有的文化保持和谐，才能为群众所接受、所响应，既要考虑到眼前的第一步又要预计到今后的第二步、第三步，这样才能推行开来，持续下去。既继承传统又更新传统，才能逐步形成新的制度和规范。为了制定出好的改革方案，就要抓准弊病的症结，明确改革的目标。
汉民族姓名，自古以来就以姓名短简、姓氏稳定为特点。一般说来，最长的就是四字名，一个复姓加一个双名，读起来只有四个音节；绝大多数是三字名，一个单姓加一个双名，少数一个复姓加一个单名；而目前呈现增多之势的是二字名，一个单姓加一个单名，读起来就是两个音节。而且，我国群众的取名习惯常常表现出地区性的趋同倾向，因而限于数量很少的某些字，如北方人爱取名"锁、柱、宝"，江南地区的"根、祥、娣"，等等。然而，在近几十年里，我国汉族人口中的同姓名现象却愈加严重起来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取名求短，用字求雅。随着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给孩子取名时趋向于注意适应时尚，追求风雅。这种心理作用的结果，一是单名流行，且趋向于"刚、涛、宁、锋、凯、伟、华、龙、俊、波、杰、�"和"莉、颖、敏、洁、艳、莎、丹、玲、慧、瑛、萍、薇"之类；二是取名用字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有人统计，90％的人集中在409个字中取名。[1]例如，武汉市曾经发现某小学的同一个班上就有四个陈龙，而后记者追踪调查，从武汉市公安局户政处获悉，全市有622个陈龙。据认为，"陈龙"的大量出现，与人们的追星心理偏好有关。[2]在这个例子中，"陈"姓为一大姓。但是，由于汉语的表达极为精炼，汉字的使用和构词极其灵活，现代汉语中双字词占大多数，一个汉字姓加上另一个汉字可能被理解为一个双字词，这也成为单名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某些姓虽为小姓，同样可能出现同姓同名的现象，例如，"时"姓者取名"时间"。有的用作姓氏的汉字尽管构词功能并不发达，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较高的同名率。笔者的一位上海朋友姓
"浦"，这也是一个比较冷僻的姓，且"浦"字在一般情况下很难与另一个汉字构成一个新的词。但是，他的一个侄儿以黄浦江之意取名"浦江"，在参加高考时，仅这一年的上海市高考考生中，就发现了两个"浦江"。此外，同一个时期出生的人往往同名的多，因此，即使是双名，同姓名现象也十分严重，例如建国初期的"建国、建华、卫华"，50、60年代的"跃进、超英、学锋"，文革时期�"卫红、卫东、劲松、朝晖"等等。其他如"海涛、凯波、志祥、继红、惠敏"等，也都是使用率极高的双名。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全市16岁以上的人口中，同姓名最多的是"王淑珍"，有1.5万人左右，
其次是"王淑琴"，有1.1万人左右，便都是双名。[3]
其二，姓氏的数量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已显得严重短缺。所谓姓氏短缺，是指姓氏的数量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已显得严重不足。如与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日本人的姓氏有12万之多，汉族姓氏的数量只为日本姓氏的
3％。汉族平均每个姓30万人，而日本平均每个姓约 1千人，为每个汉族姓氏的三百分之一。有学者在研究比较后指出�"中国比起其他国家来，姓氏相对地少得多，而同姓人群则大得惊人"。[4]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一方面，人口越多，姓氏也就会越庞大，近几百年来我国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我国境内（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还只有8,848万，但到1830年（道光十年）即突破四亿[5]。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的国家，使用姓越早，每个姓氏的人口繁衍的时间越长，姓氏也就越大。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姓的产生和使用是公元1000年甚至是20世纪前后的事情。姓的产生和使用越晚，造姓时的人口基数就越大，所创造的姓的数量就会越多。日本明治维新时，政府颁布法令，要求每个人必须取姓，结果人们匆匆造姓，一下子冒出了3万多个姓。[6]我国现在使用的姓氏大多产生于商周时期，自那以后，汉民族的姓氏又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而不象日本和其他某些民族那样姓氏可以随意创造，也没有随着其母体──汉语语言体系的发展而同步发展。在古代，"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至汉代，姓和氏"混而为一"。我国现在使用的姓氏早在宋代即已大致定型，此后就极少变化。有人统计，我国历代出现过的汉字姓氏约有5,600
个左右，但由于种种原因有许多姓氏消失了，现只有半数仍在使用，而产生的新姓氏则为数极少。根据一些学者所做的估计，我国现有汉字姓氏的总数约3000－3500个。[7]这种现象发展到今天，各个姓氏都已变得极其庞大。
更严重的是，在儒家"祖先崇拜"文化的笼罩下，随意改姓被认为是辱没祖宗、大逆不道的事，唯有传宗接代、扩大姓氏才显得家族兴旺、扬眉吐气。中国人当中改姓的人的是很少的，一般情况下，即使改姓也往往选择已有的大姓和当地的著名姓氏。[8]再加上古代封建统治者赐予姓氏等种种原因，我国现有姓氏的常见度相差极其悬殊。关于我国汉民族姓氏的人数目前尚无准确、详尽的统计，研究姓氏分布规律的学者袁义达在分析了历代姓氏分布的基础上提供了比较可信的估计，他认为，当代大约12亿汉族人口中使用的姓氏估计在3500个。他把占全国人口1％以上的单个姓氏作为大姓，自宋代以来，这样的大姓都在18或19个，全国人口大约一半都集中在这些同姓人群中。在当代，这样的大姓有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共19个，占全国总人口的55.6％。他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是：100个常见姓氏集中了全国人口的87%，人口最多的120个姓氏集中了全国人口的90％，人口最多的200个姓氏的人口则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96％。[9]根据这些数据计算，19个大姓中平均每个姓氏的人口应在3511.5万人，100个常见姓氏中平均每个姓氏的人口应在1044万人，人口最多的200个姓氏平均每个姓氏的人口也在576万人。另外也有人认为，百姓之首仍为"王"姓和"张"姓，估计各约有一亿人。[10]一个大姓的人口就达数千万人甚至近亿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甚至大国！姓氏的一个重要功能本来是作为代表和标识家族的符号，但由于姓氏过于庞大，造成汉民族中"同姓而不同宗"的现象十分普遍，70年代笔者曾经在一个仅有30多户的自然村发现，20来户王姓家庭就分属两个不同的宗祠，而并非"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这样一来，姓氏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标识家族和血缘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我国汉语民族的姓氏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姓氏做一番比较。据1982年人口统计的分层随机抽样资料显示，李、王、张、刘、陈五大姓就占了全国汉族人口的三分之一。[11]以此推算，全国这五大姓的人口应接近四亿，相当于欧洲（除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以外）按人口排序的前十二个国家的人口总和。这十二个国家（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四国以及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荷兰、匈牙利、葡萄牙、希腊和捷克）的人口总和为39,927万人，而且这十二国家大多是单一民族国家，主要语言均为大语种和次大语种，分属印欧语系的日耳曼、罗曼、希腊、斯拉夫语族和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他们所使用的姓氏虽有相通之处，但毕竟各成体系，有的姓氏即使词源相同但拼写却不相同。[12]当然，其中有的语言并不仅仅使用于原来的母国，尤其是英语，除了英国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和南非等国。但这七个主要英语国家使用英语的人口总和也只有三亿多一点。而且，在美国等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外来移民在归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非英语的姓名而使用英语拼写。据英美姓名学家统计，现代美国英语姓名的语源就涉及三十多个大小语种，如来自法语的杜邦和拉福莱特、来自德语的斯特罗姆、来自荷兰语的范布伦、来自波兰语的布热津斯基、来自意大利语的费拉罗，等等。而在美国，由于人们偏爱标新立异，大量创造新姓，据1974年的调查，美国人的姓氏就有128万之多。[13]
相比之下，汉语民族的姓氏实在是太少了，单个的汉语姓氏又实在是太庞大了！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同姓名现象愈益严重的上述两大原因，迄今为止，人们所给予的关注和探讨，较多地注意了取名的问题且主要是单名流行的问题，而往往忽视了上述第二个问题即姓氏庞大的问题，或者说虽也有人注意，却尚未引起足够而广泛的重视。从比较表层看，同姓名现象的大量增加是由于人们取名方式不当造成的。然而，如果进一步探究，我们就可以发现，同姓名现象的大量增加的更深层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姓氏的短缺。笔者以为，人们偏好取单名固然是造成大量同姓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的姓氏过于庞大，才是这个原因能够发生作用的根本条件。汉字作为一种音节文字，其常用字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据国家语委语用所于1988年对14省市的人口普查资料抽样调查，他们选取了57万条姓名，统计结果表明：57万条姓名的人名用字仅为4141字。而其中的1505字就覆盖了57万条姓名中的99%，剩下的2600多字仅为1%的人所使用。[14]撇开趋同从众的取名习惯不谈（其实，趋同从众，是一种普遍现象，表现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仅因为如此庞大的姓氏，在有限的汉字常用字的范围内，即使这些汉字被平均使用，出现严重的同姓名现象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要解决汉字姓名同名问题，根本办法应该是增加汉字姓氏的数量。
与对同姓名现象的原因的认识相关，在以往的诸多改革方案中，大多有两种偏颇：一是仅仅着眼于取名的改革，说服人们不要为了追求雅致而偏爱单名。人们取名求雅，就既无可非议，更不能禁止。目前，教育部、国家语委已启动了人名规范的系列项目，其中一项就是要规范取名用字。但是，即使将来制定了人名用字表，限定用字范围，不仅不能起到减少同姓名现象的作用，倒是有人担心会增加重名现象。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日本姓名制度改革。日本普通百姓在明治维新以前是没有姓的，明治维新才规定人们造姓。后来，日本政府在1946年公布了人名用字表，规定取名只能在1970个字以内排列组合。问题是：日本这样做的客观前提正是因为日本人的大多数姓氏直到近代才形成，姓氏人口繁衍的时间短，因此日本人的姓氏比汉语民族的姓氏小得多，规定人名用字范围的目的主要是规范取名用字、避免难认的冷僻字。但是，在姓氏庞大而固定的前提下，限定取名用字范围，就意味着增加同姓名的概率，结果就不是减少而恰恰是大量增加同姓名现象。笔者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反对规范取名用字。因为从另一方面看，取名选字的范围在客观上又总是有限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王均先生就指出，"为了避免同名现象，而在取名时故意选用生僻字并不是减少同名现象的出路。计算机打不出来就是一个麻烦"。[15]据武汉市江岸区公安分局户政科介绍，越来越多的市民因为自己的名字用了"生僻字"进不了电脑而头痛，凡是涉及到电脑输入的事务都可能遇到麻烦，存取款这样的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极为复杂，因此，一些人找到民政部门要求变更自己的姓名，据统计，平均每月要改10个名。[16]在规范取名用字的问题上围绕是否应该把取名用字限制在3500个常用字范围之内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但是，即使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学者，也认为"取名字用生僻字，不光给社会带来很多麻烦，对自己也没好处"。[17]因此，劝告人们取名少用单名，鼓励双名，不仅只能流于一般的宣传、号召，而且，由于姓氏过于庞大而常用汉字数量有限，如果仅仅在取名上下功夫，并不可能真正解决同姓名问题。事实上，我们在取名问题上的选择和作为是极其有限的。
另一种偏颇是：有人确实已经注意到解决姓氏庞大的问题，却没有找到解决增加汉字姓氏的数量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些年来人们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往往忽视了汉民族的姓氏文化传统，或者虽有所注意却尚未找到好的办法来协调改革与传统的关系。此类方案通常是建议恢复某些已消亡的古姓或创造一些新姓，但是，是否有人愿意采用这些古姓或新姓？谁来采用？这显然是大有疑问的。记得80年代初，有人撰文鼓吹改变姓氏，甚至身体力行，率先从自己的姓名改起，结果却应者寥寥。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必须要求一部分人放弃原有的姓氏，这恰恰违反了汉民族文化中视宗族繁衍为骄傲、以延续姓氏为己任的心理。如果要求甚至强制一些人放弃原有的姓氏，又允许另一些人保留原有的姓氏，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违背了海内外华夏子孙的寻根意识，弄得不好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动乱，危及国家之大统。显然，这种方案只能限于少数人的设想。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需要着重探讨一下如何创造新姓的问题。中国姓氏过于庞大，除了上面提到的文化心理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姓氏的结构。汉字姓氏中，复姓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单姓。袁义达先生所统计的历代100个常见姓氏中，除了元代�"耶律、完颜、欧阳"三个复姓外，宋、明和当代均无复姓。由于汉字姓绝大多数只由一个汉字组成，而常用汉字的数量又是有限的，这就必然限制了姓氏的数量。因此，中国人的同姓名问题的症结，与其说是在于单名，不如说是在于单姓。这一点，已经为不少人所认识。如果创造新姓时仍然是以单姓为主，就不可能突破常用汉字的数量的限制。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制定并由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于1988年联合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入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共计3500个字；后国家语委于同年制定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所收的汉字也只有7000个。因此，创造新姓，最好限制在常用字以内，至少不要超出通用汉字的范围。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常用字已经被用作姓氏，而贬义字或不吉利的字，如"奸"、"葬"、"死"、"贼"、"偷"和"狗"、"猪"、"虫"、"棺"、"脏"之类，用作姓氏恐怕也不合适。如果依然维持现在通行的单姓结构，而要在现有的约三千个姓氏之外创造新姓，势必要在汉字常用字范围之外去搜寻姓氏用字，结果是大量选用生僻字。但是，如果把创造新姓限制在常用字的范围内，所余下的常用字对于解决同姓名问题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因此，在单字姓氏的前提下，要大量增加新的姓氏几乎是没有出路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为了摆脱这种两难的境地，就要考虑改变姓氏的结构，增加双字姓甚至多字姓，通过变换字的排列组合来创造姓氏。
那么，如何创造双字姓或多字姓呢？近代以来有一些将夫妇两家的姓氏合成而产生的新姓，如"陆费"、"钱王"、"刘胡"、"范徐"等。于是就有人据此而主张提倡夫妇姓氏合成，既可减少同姓名现象，又能体现男女平等。这种方案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若仔细推敲，就可发现仍然存在下述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是这种造姓方法不易普及，常常是因为某种特殊需要才会采用，例如男女双方为兼续两家的香火而为之。二是父母姓氏合成是否应成一条通则？譬如，父姓为张，母姓为王，孩子取名亚丹，即�"张王亚丹"。这里的"王"是姓的组成部分还是名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孩子究竟是姓"张"还是姓"张王"？按照夫妇姓氏合成的主张似乎应该是"张王"，那么将来第三代如何取名？如果以实现男女平等为目标，把夫妻双姓合成新姓作为一条通则，按理就应该再次合成一个新的姓。假如第二代的配偶的姓仍为单姓，再次合成岂不就成了"张王王"、"张王张"或者"张王周"？如果第二代的配偶的姓也是由父母的姓合成，譬如"李陈"或者"王张"，合成后岂不就成了"张王李陈"或者"张王王张"？若弗如此，男女平等岂不就只能实行一代？如果依此无限地逐代合成下去，姓氏将不再能直观地标识家族的根源。姓氏制度与婚配生育密切相关，夫妇姓氏合成的办法很可能将影响我国的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预见。标志家世的谱系，至少目前仍然是姓氏的主要功能，姓氏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不能如此频繁地更改。如果代代合成改姓，姓将不姓。三是某些庞然大姓，仅仅靠这种办法也不可能比较令人满意地解决同姓名问题。现以袁义达根据1982年人口统计的分层随机抽样的估计资料，占全国汉族总人口将近一半的十个大姓依次为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李、王、张三姓最大，分别为9500万、8900万、8500万；黄、周、
吴三姓较小，分别为2700万、2540万、2400。[18] 假定人口中男女各占一半（虽然实际上女性略多于男性），又假定夫妻双姓合成时均将男方的姓置前（虽然这似乎仍有违男女平等的原则），根据计算，李姓与其他九姓通婚后而合成的复姓"李王"和"王李"、"李张"和"张李"、"李刘"和"刘李"仍将分别有296万、284万、216万人，"李黄"和"黄李"、"李周"和"周李"、
"李吴"和"吴李"也分别将有88万、84万、80万人。这些新的姓氏无疑仍然是相当庞大的。因此，夫妇姓氏合成的办法虽然并非就不能用，但算不上是理想的出路。
对 策 与 方 案
上面的分析说明，在现行的姓名制度下，我们在减少同姓名现象问题上的选择和作为是极其有限的，同时也说明了汉民族同姓名现象的症结所在和议论中的方案的不可行性，现在就来探讨我们认为可行的设想。首先应该明确，姓名制度的改革，应该着眼于两个目的：一是应形成一种机制，使同姓名现象自然地避免而大大减少，从而能有效地降低同姓名的概率。笔者以为，根本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增加姓氏的构件来增加姓氏的数量，适当加大姓名的长度。二是姓氏应便于使用、易于辨别，造姓方法也要让人们乐于采用。姓名作为一种符号，无非有三种功能，一是呼唤，二是标识，三是记录。改革姓名制度，就要从上述两个目的出发，从完善这三大功能出发。那么，究竟怎样改革我国汉民族的姓名制度呢？笔者设想，改革的方案可简单地概括�"实行姓氏分流，改变姓名结构，区别构件功能"。这三大措施可以具体解释如下：
第一，所谓"姓氏分流"，就是并不要求人们抛弃和改换现有的姓氏，而是在保持现有姓氏的基础上将其分解为很多"支姓"。所创造的支姓为双字或多字姓，由"祖姓"和"子姓"构成。祖姓即为原有的姓，一般以祖姓居首。祖姓所以别祖先，子姓所以分宗祠。祖姓用来显示原有姓氏的渊源和家谱的延续；子姓用来显示宗族的世系和家族的特征。其实，这种办法在汉族姓氏的起源过程中就曾经是造姓的主要方法，在先秦时代，姓用来标志血缘，而氏作为标志贵族身份的符号，实际上是姓的分支。如周天子�"姬"姓，他的分封为各国诸侯的子孙就都是"姬"姓，但为了区别封地和身份地位，分封为吴国君主的姬姓子孙便称"吴"氏，蔡国的姬姓子孙称"蔡"氏，在布满杨树之地的姬姓子孙则为"杨"氏。因而，诸氏共姓，这就是前述所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氏正是现在仍在使用的绝大部分汉姓尤其是大姓的起源。[19]我们完全可以将古人造姓的方法拿来古为今用。
设想中分流的具体办法可以有：1.本家族中上溯五到十代代以内某一比较杰出、多有建树、较有名望的人物的姓名为姓。2.在现有的姓之后加上本家族的籍贯地名，组成一个新的姓，地名应以小地名为主，如县名、乡名甚至村名或家乡附近的山河湖海名称或建筑名，甚或家乡的特产如林木花卉、鸟兽鱼虫等等。3.现有的姓加上一个各自偏好的字或词，以显示本家族的特点、性格和成就、身分、职业、专长或祖传的技艺等。例如：
某李姓家族，先辈中曾出现过一位优秀人物，名"昆"，其后代即可以"李昆"为姓，以示由李昆一脉相传。用这种方法造姓，满足了人们对祖先业绩和家族成就的荣耀感，而在数量上将是没有限制的，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在自己的先辈中找到在某一方面具有一定成就的人物的姓名作为本家族的姓氏。
又如：某刘姓家族，祖籍山东泰安，即可以"刘泰"为姓，表示本家族的根就在中国名山泰山。由于我国的地名通常有一个比较雅致的简称，各地又有许多名胜，这种造姓方法同样可以广泛使用，如：刘淮（淮河）、刘浔（浔阳，九江）、刘碧云（碧云寺）、刘清风（清风阁）……，等等。
再如：某陈姓家族，世代擅长国画或者先辈出过一位著名画师，即可�"陈丹青"为姓，显示对美术的钟爱。其他如：陈航、陈涛、陈波（航运），陈冶（冶炼），陈建、陈班（建筑），陈墨、陈楷（书法），陈导、陈儒（教师），陈乐、陈伯牙（音乐），陈武、陈军、陈戈（军人），等等。用这种方法造姓，祖姓通常居首，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殿后，如"面人王"、"剪刀李"、"梨园张"，等等。
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有人在运用这种方法造姓：有位姓舒名克的先生，有感于严重的同姓名现象，毅然将他的姓名"赠给未来孩子做姓"，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复姓"舒克"。[20]提倡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成千倍、万倍地增加姓氏的数量，"百家姓"将发展�"万家姓"、"百万家姓"，从而大大缩小同姓的范围；另一方面，又保留祖姓，尊重了人们的寻根意识，异姓同祖，可让后代"不要忘本"，延续祖祠，继承祖业。至于所谓男女平等的问题，则应采取许多民族通行的办法，即根据选择自由的原则，子女的姓氏可以从父姓，也可以从母姓。而且，这些方法形成制度后，还可以适当地派生新的支姓，祖姓＋子姓＋次级子姓，形成自动限制同姓名现象的机制。由于姓氏分流，"同姓而不同宗"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因此，这种方法不仅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甚至可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当然，考虑到汉字文化的特点和传统，分流后的姓氏也不宜过长，祖姓加子姓，不要超过三个字。
第二，所谓"改变结构"，主要是指改变名的结构。旧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习惯在名之外根据名中的字义取一个别名，即所谓"字"；还有在名和字以外另取一别号的，即为"号"，如：陆游，字务观，号放翁；粱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张学良，字汉卿。这种取"字"的作法大约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不作兴了。我们何妨来一个古为今用？另一方面，汉民族的姓名传统上实行"姓＋脉＋名"的结构，依脉续谱，论脉排辈。到现在，这种结构虽在单名中不复存在，但在双名中仍比较流行，尤其是在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中还比较严格。同姓同宗的同代人由于取名时同脉，只有一个字可以选择，因此由脉和名组成的名虽然为双名但同姓同名的概率与单名相差无多。而西洋人姓名中，常包括名字（教名）、父名和姓氏，同父的兄弟姐妹同父名，而不是同宗的同代人都同脉，出现同姓名的可能性就小得多。我们何妨来一个洋为中用？把上述两方面合起来，改革后的姓名结构中可增加一个成分�"字"，"字"仍依中国的习惯可居后，即"姓＋名＋字"，字可以采用别名，也可以直接用父名或母名（至于是用父名还是用母名，则根据主人的意愿，以体现男女平等）。其中名和字可以是单字，也可以是双字或多字。
第三，所谓"区别功能"，即在新的姓名构成中，各部分的功能将有进一步的分工，其中，"姓"显示家族的世系，姓氏或祖姓加上职业、职务则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作为比较恭敬的称呼；"名"将主要用于日常的称呼，比较随便，也比较亲切，应避免冷僻字，并讲究汉语的韵律，易于呼唤；"姓"和"名"合起来也可以用来呼唤，但较为庄重，也可以用于一般的文字记录和书面报告；而"字"将主要充当符号的附件，用于加强姓名符号的记录标识功能，一般不用于呼唤（这不同于旧时的文人常将字用于口头的和书面的称呼），但正式的、官方的记录则要求书写包括姓、字在内的全名，如户口登记、证件标志、款项支付、邮电地址、病历记载、业绩存档、合同签署和知识产权署名，等等。
根据上述方案改革后的整个姓名的正式书写，可以是"××××·××"，即在"姓名"与"字"之间，用间隔号"·"隔开。例如：某君姓"李昆"，名"邦国"，字"振华"，念作"李昆邦国，字振华"，但书写时不象旧时那样写作"李昆邦国，字振华"，而是写为"李昆邦国·振华"；又如，某女姓"张清风"，取名为"雪莉"，字"旋玲"，写做"张清风雪莉·旋玲"；某君姓"刘泰"，取名为"达"，母名"薇"，以母名为字，写做"刘泰达·薇"；再如，某女姓"陈丹青"，取名"娜"，父名"家霖"，以父名为字，写做"陈丹青娜·家霖"，等等。姓名的使用，如"李昆邦国·振华"，全名正式书写即为"李昆邦国·振华"；平时呼唤，呼做"邦国"即可，较正式的场合可呼唤"李昆邦国"；尊敬的称呼，则称为"李昆先生"，或者称"李先生"亦可（或"李昆师傅、李师傅"以及"李昆经理、李经理"等等），雅称"振华先生"、"振华兄"。使用汉语拼音字母书写姓名或转译为西文时，则应将姓、名、字分开书写，即："Likun
Bangguo Zhenhua"， 也可以缩写为"Likun B.Z."或"L.B.Z."。汉字书写时，也可用汉字写出姓，而用拼音字母缩写名和字，如：李昆
B.Z.。一般著述以及新闻报道中，则可在首次出现人名时用全名，而后即可根据不同情况酌情处理。
上面论述了我们关于改革我国姓名制度、解决同姓名问题的设想。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广太宽，很难说这就是一个完美周全的方案，我们只是希望提供一个思路，抛砖引玉，集思广益来解决有关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在姓名制度的改革中，我们需要努力拓宽取名用字范围，包括引进某些易于为我国群众接受的外来名。为了逐步做到姓氏和姓名的规范化，待条件成熟时，也可组织编撰姓氏通用汉字词典，制定一定的规则。但笔者着重想说的是：解决同姓名现象的关键是姓氏分流，唯有大量增加姓氏的数量，才能与汉民族的人口相适应，也才能真正发挥姓氏表示家族世系渊源的功能。一旦有了足够多的姓氏，缩小了同姓的范围，同姓名的概率就会自然地大大降低。而这又恰恰是政策性极强、难度极大、操作极复杂的一项工作，需要坚持"姓名从主人"的原则，通过宣传、鼓励，由本人和本家族决定采用的姓氏；需要公安、司法、宣传、教育、文化、语言文字等部门的密切配合，需要语言文字学、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统计学等各方面的专家的共同努力。笔者以为，我们所设计的方案考虑到了这项改革的意义和背景，照顾了汉民族文化中的传统心理，应当是可供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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